元符皇后与蔡京初相
蔡京，字元长，今福建仙游人，史称“京自崇宁之后已居相位，虽屡黜免，然未几而复，自是执政者几三十年”，（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96年，第808页）“自古执政之盛，莫与为比”，（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之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73页）可见蔡京对徽宗朝政局影响深远。蔡京徽宗即位之初，元符三年（1100）十月三日，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十一月一日，改知江宁府；同日，再遭弹劾，蔡京落端明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端明殿学士为馆职，也称帖职，用以“待文学之选”，是文官荣誉加衔，“宰执资格者，带观文、资政、端明学士”，（赵升：《朝野类要》，卷第二，中华书局，2007年，第45页）蔡京未任宰执，被授予端明殿学士，是当时大臣对将其外放的安抚，“落端明殿学士”，则取消了其荣誉职衔。“提举杭州洞霄宫”，即“奉祠”，源于北宋祠禄制度，始于真宗朝，“以佚老优贤”，最初用来优遇致仕宰相王旦。熙宁间，王安石推而广之，用来安置政敌，一旦被授予宫观官，即解除实际职务，仅“以此食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56-357页）蔡京因政争而奉祠，但崇宁元年（1102）六月十二日，蔡京除尚书左丞，晋升执政，未及两月，再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第一次拜相，二者均属“超拜”和“异恩”，蔡京更成为北宋“自左辖登庸”第二人。（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之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8页）“京复入相，必考求其故”，（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1页）蔡京初相同样如此，但《宋史·蔡京传》相关记载大为可疑。一《宋史·蔡京传》将蔡京初相首先归功于内侍童贯：“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宋史·童贯传》，“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始与蔡京游。京进，贯力也。”美国汉学家蔡涵墨认为，《宋史·蔡京传》取材于南宋官修《四朝国史·蔡京传》，由洪迈抄自《东都事略·蔡京传》，但《东都事略·蔡京传》对此只字未提，由此认定必为蒙元史官增补，而实无所出。（蔡涵墨：《<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第191页）蔡氏结论并不足以否定蔡、童交结，他忽略了《东都事略·童贯传》的记载，“元符末，徽宗置局于钱塘，且访求古法书、图画之属，贯以内供奉主之。蔡京方谪居，与之游。京有能书名，自书屏障、扇带，阶贯以进。踰年，入为尚书左丞。”（王偁：《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齐鲁书社，2000年，第1050页）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认为，王偁著《东都事略》“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具体而言，《蔡京传》和《童贯传》当取材自《钦宗实录》附传，王偁之父王赏参与编修《钦宗实录》，但《钦宗实录》失传，因此，蔡京交结童贯，取媚徽宗的记载是否出自《钦宗实录》，仍不得而知。不过，南宋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同样将蔡京初相归咎于童贯，“其始，因陈瓘言，察裴彦臣交通内外之迹，以罢蔡京；其后，则以童贯而用蔡京”，可见这一记载已被广泛接受。今人多以蔡、童二人行迹在时间上的矛盾，质疑《宋史·蔡京传》。《皇宋十朝纲要》载，“（崇宁元年）三月，始命入内供奉官童贯至杭州制造御前生活”，（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6月，卷第十六，第433页）与《皇宋十朝纲要》或出自同一史源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也将童贯任命系于崇宁元年（1102）三月。但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二十二日，蔡京已离杭，并抵达苏州。是日，蔡京为知州吴伯举作《双庙记》并书，（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二）《曲洧旧闻》也认为《双庙记》作于蔡京自杭州被召入京的途中。总之，蔡京离杭已两月之后，童贯始受命，绝无可能出现“留杭累月，京与游”的场景。《宋史·蔡京传》极力构建蔡京与内侍童贯的关系，是南宋史学道学化的结果，意在形塑“蔡京作为奸邪政府中唯一罪人的形象”，（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第192页）此间，蔡京、童贯虽无往来，但并不能否定内侍在蔡京初相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另有其人而已。《三朝北盟会编》引《幼老春秋·蔡京传》：绍圣年间，蔡京“为翰林院学士承旨，交纳内侍郝随、刘瑗”，“势益牢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九，第372页）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始于绍圣三年（1096）七月壬辰，而九月丙辰，孟皇后“废居瑶华宫”。（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515页、第523页）蔡京交纳郝随时，郝随正为哲宗昭怀刘皇后（即元符皇后）所用，是时，元符皇后尚为贤妃，郝随构陷“瑶华秘狱”，唆使哲宗废掉孟皇后，从而为刘贤妃谋取皇后之位，“时孟后位中宫，（刘）后不循列妾礼，且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二绍圣年间，蔡京交纳内侍郝随，同一时期，郝随为元符皇后所用，蔡京是否因而与元符皇后暗通款曲，仍然未知，但《宋史·蔡京传》关于蔡京初相的其他叙事提供了线索。“太学博士范致虚素与左街道箓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虚深结之，道其平日趣向，谓非相京不足以有为。已而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起京知定州”。类似记载，又见于《朱子语类》：“范致虚初间本因同县道士徐知常，荐之於徽宗”，“致虚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绍述熙丰之政，非用蔡京为政不可。’”（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3128页）《宋史·蔡京传》叙事暧昧，或为尊者讳，隐去了重要人物徽宗，而《朱子语类》未提及元符皇后，但自范致虚，经徐知常抵达徽宗的传导链条中，元符皇后必然是重要一环，而沟通元符皇后与徽宗的，很可能是明达皇后。明达皇后“襁褓而入禁庭，总角而亲宸扆”，（《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由其卒年推断，大约生于元祐三年至四年之间，生下不久就被抱入宫中，差不多同时，元祐四年兴龙节前后，发生了北宋史上著名的“乳母案”，“雇乳母者为刘氏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10520页）刘氏即元符皇后，“兴龙节”为哲宗生日所设，即十二月八日。时年，哲宗“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元符皇后大概只有十一二岁，却为哲宗怀下第一个孩子，事件经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疏始为宣仁太后所知，宣仁太后先后给出两个迥异的辩解理由：一说“先帝有一二喫乳公主也”；另一说“禁中为高族雇乳母”，皆经不起推敲：先帝去世已近五年，不可能还有一二需要母乳喂养的幼女；“为高族雇乳母”，就是为宣仁太后娘家雇乳母，宣仁太后向来标榜“抑绝外家私恩”，何以竟不惜动用宫中力量为娘家寻保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六，第10511、10518、10520页）自相矛盾之处，源于此事大出宣仁太后意外，因而慌不择言，由此推断，宣仁太后很可能事先毫不知情，言官却将矛头对准自己，屡屡触及她作为祖母的“保佑”和“护视”之责，这势必进一步触怒宣仁太后，一怒之下，很可能将婴儿扼杀于摇篮之内，毕竟，两宋时期，“生子不举”乃至溺杀司空见惯。另外，《宋史·后妃下》称，“（刘氏）生一子二女”，但《宋史·公主传》、《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等所有可见史籍中，仅留下元符皇后所生皇子茂及第二女懿宁公主下落，对于她生下的第一个女儿，“乳母案”的主角，均只字未提，间接呼应了以上推断。元符皇后流产或幼女被扼杀之际，尚在“襁褓”中的明达皇后被抱入宫中，而哲宗尚未纳后，元符皇后是他唯一的女人，或“以同姓养为女”，借以填补痛失幼女的哀伤。《宋史·后妃传》共收录两宋55位后妃传记，“襁褓而入禁庭”，有案可稽的仅明达皇后一人，就足以说明一切。元符皇后北宋后宫的“养女”或“私身”，也被称为“编外的后宫”，后妃们努力将“养女”精心培养为未来的后妃，以延续自身及其家族的荣宠。（彭康：《编外的后宫：北宋宫廷养女》，厦门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元符三年四月初，圣瑞宫有位“私身”，因争夺“养娘”未能如愿，情急之下，纵火焚宫，落得个“决杖，配嫁车营务”的下场。圣瑞宫是朱太妃寝宫，朱太妃是哲宗生母，哲宗升遐之际，朱太妃欲与宰相章惇及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梁从政联手，图谋拥立自己另一个儿子，即哲宗同母弟简王即位，不为徽宗以及拥立徽宗的向太后所容，向太后先拿哲宗乳母窦国婆开刀，宫人们想必从中嗅到不祥征兆。圣瑞宫“私身”纵火案的消息不胫而走，莫名的恐慌像瘟疫一样在深宫蔓延，下一个被引爆的，必定是元符皇后殿中，不仅如此，向太后更欲废掉元符皇后，进而恢复元祐皇后的位号，元祐皇后就是元符皇后与郝随联手炮制“瑶华秘狱”，并唆使哲宗废掉的孟皇后，如此一来，元符皇后要想扼住后宫的人心离散，注定徒劳无功，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为她们找好下一个最有价值的出口。或许，“纵火案”不久，元符皇后就决定将“养女”进献徽宗，至于徽宗与元符皇后之间的牵线搭桥者，实属宫闱禁密，已不可考，但徽宗即位仅三个月之后，元符三年四月，明达皇后就被选为“御侍”，（《皇宋十朝纲要校正》，第388页）几乎与“纵火案”同步。“御侍”是后宫内职名，即“祗应人”，虽够不上任何品级，但足够有机会接幸皇帝，徽宗生母陈氏入宫之初，就是一名“御侍”，元符皇后同样出身“御侍”。明达皇后“选为御侍”的当月，十三日，徽宗显恭王皇后生下皇长子桓，即钦宗。次年九月，郑氏生下皇次子兖王柽，十一月，王氏生下皇三子郓王楷，意味着明达皇后“选为御侍”之际，徽宗可知的三位后妃相继进入哺乳期或妊娠期，明达皇后必然独得徽宗宠幸， “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迁至贵妃”，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徽宗，内侍郝随的命运以及蔡京的仕途，也将随之改变。三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徽宗即位；“二月二十五日，管勾御药院郝随、刘友端并与外任宫观”，（《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内侍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径以“逐郝随、刘友端”称之，徽宗自言，“禁中修造，华侈太过”，“皆随、友端所创也”。（《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第576页）但一年之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甲戌，向太后崩，随即“内侍郝随复以修内司进用”。“提举修内司，领雄武兵千人，供皇城内宫省垣宇缮修之事”，一般由入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为“都大提举内中修造”，（《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而入内内侍省都知被视为“内臣极品”，“首冠禁庭”，（《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内侍省》）位高权重。当初，徽宗贬逐郝随、刘友端很可能迫于向太后压力。徽宗即位前后的情势，和“元丰末命”有些类似。所谓“元丰末命”是指元丰八年，神宗病危，引发“建储事”，即立皇太子之争，母亲高太后、妻子向皇后为究竟由谁决定嗣君人选而明争暗斗。元符末年，当年的向皇后已为向太后，她在与朱太妃的权力博弈中，成为嗣君人选的最终决定者，并成功拥立徽宗即位，却招致“皇帝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徽宗虽为“长君”，仍不得不“坚请皇太后同听政”，主动请求向太后垂帘。元符皇后作为哲宗的妻子，自然是这场博弈中最有力的一极，却因为幼子、爱女、夫君在元符二年闰九月乙未、戊戌以及三年正月己卯接二连三地离世，尤其是幼子夭亡，让她失去目标人选，再加上哀伤所致，以至于在这场关键之战中暂时缺席，但向太后对她的忌惮并未因此消除。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于福宁殿；八月壬寅，葬于永泰陵；癸亥，祔庙。但五月庚午，“帘中欲废元符而复瑶华”，向太后垂帘，故以“帘中”称之，“元符”即元符皇后，元祐皇后因废居瑶华宫，故以“瑶华”称之，可见哲宗尚未祔庙，向太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剥夺元符皇后作为哲宗妻子的身份，而贬逐郝随、刘友端就意在剪除元符皇后在后宫中的势力。北宋历代后宫的权力角逐中，内侍都或隐或显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朱太妃为所生子简王谋取皇位依靠的是内侍蓝从熙与梁从政，内侍闫守勤、裴彦臣是向太后心腹，内侍郝随、刘友端为元符皇后所用，助其终成一代皇后，而向太后为巩固和独占“策立之功”，即“徽宗入继大统”，“发谋、定策尽出于皇太后独断”的历史定位，必然要对元符皇后痛下杀手。向太后欲废元符皇后，“盖以元符建立未正”，（曾布：《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258页）当初，哲宗“欲有所建立”，“不若禀两宫，降手诏以告中外，于义为顺”，即“以皇太后手诏立元符为后”更加名正言顺，但“向太后手诏”却是内侍刘友端伪造的，这给了向太后废掉元符皇后的把柄和借口。而且，元符皇后与向太后之间的宿怨远不止于此，绍圣三年，元符皇后时为婕妤，因为和元祐皇后争“朱髹金饰”的“御坐”，当众出丑，于是，一气之下，“不复朝”，干脆不再向皇太后请安。四向太后欲废元符皇后，但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的蔡京拒绝撰写诏书，并以“不废元符、无嫌并后之意”，（《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主张应该保留元符皇后的位号。结果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后并立”的荒唐局面，但“并后匹嫡，《春秋》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第714页）恢复自己作为哲宗唯一皇后的位号就成为元符皇后的首要目标。即便是向太后已逝，以韩忠彦、曾布为首的宰辅集团作为“元祐皇后再复位号”的执行者，是很难为元符皇后“翻案”的，这就使元符皇后有易置宰相的动机和动力，这和徽宗宣布改元崇宁前后的心态一拍即合，宰相韩忠彦、曾布作为“建中之政”的制定者同样不再适用于推行“崇宁之政”。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徽宗发布《建中靖国元年南郊改来年崇宁元年赦天下制》，“奉神考初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二》）正式宣告恢复和继承由父亲神宗和兄长哲宗在元丰和绍圣年间开创和延续的变法与改革，这就决定了徽宗同样需要一位新法的操盘手，作为硕果仅存的“元丰侍从”之一，蔡京就成为徽宗和元符皇后不谋而合的不二人选。元符皇后与徽宗的合作很可能早已有之。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徽宗入继大统；四月十三日，皇长子生，大约同时，明达皇后选为御侍。和当年的“乳母案”如出一辙，皇长子降生，也成为徽宗逼宫向太后的重要契机。让人费解的是，第一个“乞皇太后不候升祔还政”的人，是内侍省高品白谔。“谔乃圣瑞殿中人，简王之师父也”，“圣瑞殿”是朱太妃寝殿，对于朱太妃和简王母子而言，徽宗是不折不扣的“窃国者”，母子俩对徽宗即位最为不忿，作为“圣瑞殿中人”、“简王之师父”的白谔，却不惜触怒向太后，为徽宗争取权利，这是十分反常而可疑的。白谔公然道出徽宗的难言之隐，又像是揣摩“圣意”和有意迎合之举，这给大臣曾布造成压力，曾布不得不急着向徽宗表态，“臣下亦颇有愧于谔”，“此亦非独白谔之言，外议有云，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曾公遗录》，第263页）另一方面，白谔率先发难，又是最佳选择，白谔与朱太妃母子的关系使其成为最能洗清徽宗嫌疑的人，同时还可以缓颊徽宗与简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像是朱太妃母子主动向徽宗输诚，并纳下的“投名状”。最后，白谔选择发难的时机同样引人注意。四月十三日，皇长子生，五月四日，明达皇后已“选为御侍”，但皇长子尚未满月，白谔独树一帜，似乎表明徽宗已经和元符皇后暗中结盟。白谔是自发行为，还是他人授意，事涉宫闱，其详已不可考，但并不能排除元符皇后居间运作的可能。向太后与朱太妃这对妻妾之间有隙，但徽宗、简王君臣的夺嫡之争，更难调和。徽宗对幼弟简王防范严密，担心简王借扈从灵驾而与宰相章惇、内侍梁从政、蓝从熙等密谋，“惇于定策之初，宣言不当，今从灵驾西行，往返几一月，而诸王亦皆从，及（梁）从政、（蓝从）熙辈又亦俱行，惇麄疏暴率，语言举措动或非理，其他虽未敢有所妄作，万一于（简）王府有一言交通，为朝廷所知，恐不可掩覆，若稍施行，则于陛下兄弟之间，未免伤恩，此不可不虑”。（《曾公遗录》，第262页）徽宗与简王的矛盾一触即发，有可能对简王母子施以援手的，只有元符皇后，毕竟，作为哲宗生母，朱太妃是元符皇后真正意义上的婆婆。如果猜测属实，元符皇后授意朱太妃母子指使白谔率先问难向太后，就再合理不过，这是朱太妃母子根本无力拒绝的要求，哪怕进一步触怒向太后，而元符皇后却可以借此进一步交好徽宗。白谔上疏在朝野间形成舆论压力，向太后意识到“称制终身之失”，“被杀不如自杀”，元符三年七月丙寅朔，向太后被迫向天下臣民宣告还政于徽宗；八月壬寅，葬哲宗皇帝于永泰陵；九月辛未，“以扈从灵驾不职”，章惇罢相；十月丙申，再贬章惇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五徽宗宣布改元崇宁的第10天，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二日，蔡京复龙图阁学士、知定州，开始踏上重返朝廷之路，次年六月丙申，蔡京除尚书左丞，晋升执政，制书称蔡京“属神考之有为，继泰陵之克绍。更张述作，盖尝廷议而躬行；沮格废兴，又且目睹而心愤。力变难回之俗，必行已试之言”，（《宋宰辅编年校补》，第695）称赞蔡京参与过“神考”（即神宗）与“泰陵”（即哲宗）两朝的改革事业，并对元祐及元符末旧党废黜新法深恶痛绝，是徽宗力行“崇宁之政”的最佳人选。宋徽宗不过，郝随再次进用的时间，迄无定论，但陈次升《谠论集》有《奏弹郝随复进三官状》，而建中靖国元年八月，“以公（陈次升）为（辽天祚帝）生辰初使”，（陈次升：《谠论集》，中国书店，2018年，第10、262页）也就是说，郝随重返宫廷，必然在建中靖国元年八月以前，更在蔡京起于闲废以前，却在明达皇后“选为御侍”之后，因此，他们很可能都受益于明达皇后，背后则是元符皇后，蔡京早年交纳郝随，经由郝随而为元符皇后所知，元符皇后进而援引蔡京入朝，至少在时间上是极有可能的。郝随再次进用约一年之后，崇宁元年七月戊子，蔡京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执政凡二月而相”，执政仅两个月之后，先除右相，崇宁二年正月丁亥，蔡京再除左相，而元符皇后则是蔡京初相的最大受益者，元符元年七月丙寅，向太后还政，十一月甲子，徽宗降出《改建中靖国元年御札》，宣布改来年为建中靖国元年，意在上承太平兴国“故事”，表明他有意借“兄终弟及”，重塑皇权合法性叙事，这为元符皇后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带来契机，而援引蔡京入朝拜相，为她达成目标创造了可能。蔡京拜相，随即投桃报李，开始重新评价并不断增崇元符皇后。崇宁元年闰六月辛未，蔡京初预执政第32天，徽宗主动以御笔的形式为元符皇后“平反”，称“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谓非后出”，“杀母取子，实为不根”，（《邹浩重行黜责御笔》，《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卷第二一一，第801页）元符二年八月戊寅，元符皇后生皇子，随即，“母以子贵”，因“载育长嗣”，于九月丁未，皇子满月之日，被立为皇后。（《宋大诏令集》，卷第十九，《立刘皇后制》，第91页）但言官邹浩认为，皇子非元符皇后所生，而是卓氏所生，元符皇后却“杀卓氏而夺之子”，徽宗御笔不仅为元符皇后“辩诬”，还间接透露出为元符皇后“辩诬”初衷，就源于“继体承祧”，暗示他重塑皇权合法性叙事的动机。八月辛酉，徽宗再发布《加崇元符皇后诏》，“元符皇后实受遗训，故定策之际，钦成皇太后深所付托”，（《宋大诏令集》，卷第一七，第86页）这一诏旨明显与事实不符，钦成皇太后即朱太妃，她意在拥立自己所生子简王，绝无可能托付元符皇后策立徽宗。和元符皇后一样，徽宗同样有根深蒂固的合法性焦虑和危机。当初，向太后策立徽宗的理由是，“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但徽宗皇位毕竟继承自哲宗，而非神宗，而元符皇后作为哲宗配偶，享有对其遗产/皇位的处置权，但向太后喧宾夺主，一旦向太后薨逝，徽宗亟需借元符皇后的“定策之勋”为皇权合法性背书，加崇元符皇后就是对其“定策之勋”的必要酬傭。九月丁酉，御史中丞钱遹要求追责韩忠彦、曾布、李清臣等谋废元符皇后事；（十月）甲戌，“以御史钱遹、石豫、左肤及辅臣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等言，罢元祐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徽宗废黜元祐皇后，再次肯定元符皇后作为哲宗唯一皇后的历史定位，此事正是由郝随、蔡京主导，“崇宁初，郝随讽蔡京再废后”，（《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下》）而钱遹除御史中丞，由蔡京荐引，必为蔡京所用。崇宁元年十二月辛酉，徽宗“赠哲宗子邓王茂为皇太子，谥献愍”，（《宋大诏令集》，卷第二十五，《哲宗子邓王赠皇太子改谥献愍制》，第130页）在循序渐进的一系列操作之后，册元符皇后为崇恩太后，顺理成章，“（孟）后由是复废。遹、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为崇恩太后”。先为元符皇后“杀母取子”辩诬，从而为皇子茂正名，再追赠皇子茂为“皇太子”，进而确认元符皇后的“定策之勋”，最终，册元符皇后为崇恩太后，可谓步步为营，水到渠成，有着极其周密的谋划和设计。这些对“粤自幼岁”就已“身居九重”的元符皇后而言，是很难胜任的，背后显然有宰相蔡京参与，内侍郝随很可能成为元符皇后与蔡京之间的联络人，当然，蔡京也借刀杀人，乘机剪除了自己的政敌。当然，蔡京与元符皇后及明达皇后的关系远不止这些，后来，蔡京之子“鞗尚茂德帝姬”，帝姬即公主，茂德帝姬的生母正是明达皇后，而同样出自元符皇后殿中的明节皇后得以重入宫中，以明达皇后“养女”之名，最终成为徽宗的另一名宠妃，依靠的则是内侍何䜣与杨戬，而杨戬、何䜣之所以崛起，就在于蔡京当权之际，以何䜣、杨戬等五人提举修建“延福五位”，这一职能必然属于修内司，由此推断何䜣、杨戬也很可能出自郝随门下。在与元符皇后、明达皇后暗通款曲之后，蔡京一党也进一步坐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帝缘哲宗故，曲加恩礼，后以是颇干预外事”，元符皇后的政治野心因此日益膨胀，终至于政和元年徽宗“大病”之际，元符皇后“有垂帘意”，徽宗不惜“杀嫂”，以解除元符皇后对于皇权的威胁，而关键时刻，蔡京仍不惜触怒徽宗，极力回护元符皇后，只是未能挽救元符皇后的性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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